● 本刊记者 毛晨钰 ／ 文 沈佳音 ／ 编辑

六十七岁的保宁曾无数次回到同一个战场。

他是一个北越士兵。

1969年，17岁的保宁就入伍参加了越南战争。直到1975年战争结束，他才回到自己从小生活的河内，试着开始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

他是一个作家。

1987年，保宁又再次回到那个晴雨不定、蒸腾着水汽的战场，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争哀歌》。小说主人公是北越士兵阿坚，他出身书香门第，17岁时参军入伍。因为战争，他不得不与女友阿芳分开，在战场目睹战友牺牲，在战后艰难谋生，最后成为一个作家，写下被战争困住的每个普通人。

那时每天晚上，保宁就坐在墙壁发霉的老房里工作。客厅的墙上摆满了越南语的书和英文书。不过，他根本不懂英文。

这里是启程回到战场的始发站，推着他前行的动力不是机油马达，是一根接一根的香烟，也许是骆驼牌的，还有一杯又一杯的酒。上世纪80年代末的越南，经常断电，他有时不得不像主人公阿坚一样，靠烛火照明，埋头疾书。

缭绕的烟雾和酒精带来的眩晕感，让战场的样子更清 晰。

2018年，《湄公河评论》记者去拜访他时，保宁就住在越南西湖南面的小巷里。沿着街道走，就能抵达西湖景区。在阿坚参军前一晚，他跟女友阿芳就在这个湖里游泳。年轻男女最后并肩躺在岸边草坪上互相触碰。这是他们仅有的一个夜晚——充斥着荷尔蒙，潮湿又暧昧。

保宁喜欢整天呆在家里。他很少出去见人，人们大多登门拜访。门铃一按，响起《致爱丽丝》的曲调，唱完一段，保宁来开门，门后面是张没多少笑容的脸，银色鬈发在头顶随意翻腾，像总有些脾气的海浪。嘴角向下垂着，沉默，眉头时刻紧锁，悲伤。这是朋友们对他的印象。

1990年，保宁的《战争哀歌》在越南出版，出版后就获得了当时越南文学的最高奖项“越南作协奖”。随后，《战争哀歌》被翻译成英文等15种语言，引起很大反响。英国《独立报》将其与《西线无战事》媲美，“甚至要超越《西线无战事》，因为与《西线无战事》不同，这是一部超越战争的小说，是一部关于创作，关于逝去的青春，也是关于美和伤痛的爱情小说”。

不过，这也让当时的越南政府感到害怕，《战争哀歌》在本国遭禁，直到2006年才完全解禁。

2017年，越南图书经销商协会把英文版《战争哀歌》视为整个越南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作品。

今年，《战争哀歌》中文版问世，作家阎连科评价说：“《追风筝的人》与《朗读者》这两部小说，无论是作家个人的写作技巧，还是对战争灾难与命运的生命体验，都不及《战争哀歌》来得更为丰富和直切。”

01.活下来的人的任务

吉尔牌苏式军用卡车在丛林入口停下。越南仍泡在雨季里，溪流高涨，树叶浓绿，空气中有腐烂的气味，是朽木，还有别的。

阿坚就睡在车厢里的吊床上，跟他同处一室的是50多具骸骨。这次行程中，他将会找到更多。这是阿坚在退伍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入收尸队，带回战友尸骨。

《战争哀歌》就从埋藏着无数尸体的“招魂林”开始。1969年，阿坚所在的27独立营在招魂林被围困，500个士兵，只有10个活了下来，阿坚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这里很熟悉，由他来寻找阵亡战友，再合适不过。

在常人想象中，这不亚于某种酷刑。当保宁提笔创作时，首先想起的就是自己在战后寻回战友尸骨，把他们送到国家烈士公园的经历。

保宁觉得，这是别人无法代劳的工作，“只有曾并肩作战的人才知道死去的战友都埋在哪”。那些面目模糊的战友好像又再一次活过来了。一路收尸，保宁总会回忆起很多，想得太多，心里还是会有一丝恐惧，但这是“活下来的人应该要完成的任务”。

相同的出身和经历，让很多读者猜测，也许保宁就是阿坚的原型。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保宁总是否认。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回答：“阿坚是虚构的人物，完全不是我，他的生活和战斗与我都非常不同，但是他又恰恰是我。”

保宁很少谈起自己打仗的那段过往。这几乎是每个战争幸存者的本能。

1970年，南越第七步兵师士兵带着受伤的同志离开前线（东方ic图）

从小目睹亲人上战场、送命、退伍的阮荷安记得，所有人都对战争讳莫如深。旷日持久的战争顶多不过是被轻描淡写成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我们打败美国”“大帝国都被打败了”。

阮荷安后来在胡志明市师范大学越南语文学系当教师。她认为，“文学在越南被作为一种强力的文化宣传工具”，当战争结束时，文学被用来歌颂战胜方。保宁让她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念高中时，她读了《战争哀歌》，“我浑身发抖，觉得怎么跟我之前读到有关越战的小说、短篇小说、诗歌，都不一样”。她到现在还记得保宁在小说中写的那句“正义已经胜利了，善已经打败了恶，但是同时死、暴力和残杀也是胜利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夏露第一次听说《战争哀歌》这本小说是在2007年。当时她负责给到中国来访问的越南文学院学者当翻译。有教授向越南专家问道：“如果只读两个越南作家的作品，应该读谁的？”越南文学评论家范春原推荐作家阮辉涉和保宁的作品。前者夏露有过接触，那时她学习和研究越南文学已近15年，对越南文坛如数家珍，保宁的名字却是头一次听说。

记下书名的夏露赶紧去网上找来书看，“写法比较新鲜”。越战在越南文坛并非一个新鲜话题，“60岁以上的越南作家基本都参加过越战，他们也都写过越战”，夏露向本刊记者解释，“但没人像保宁一样从普通士兵的角度回忆战争，而不是一味讴歌英雄”。

保宁表示，最初的创作动机正是因为对越南文学作品“深感郁闷，甚至愤怒”。在接受《湄公河评论》采访时他说：“我在为北越士兵写越南战争。”

他认为在1986年之前，越南小说大多都是公式化、说教式和虚假的。保宁记得战事将了时，交通运输情况也有了改善。政府在给士兵运送食物和枪支的同时，也会送来很多书。

参军前上过学的保宁当时就相当于队伍中的图书管理员，他能察觉士兵对那些书根本不感兴趣，“尽管那些都是关于他们的书，但大家根本不想看，甚至会把它们扔掉”。与其说那些是小说，不如说更像“虚假的宣传手册”，“看那些还不如去看政治决议书”。那时最受欢迎的是跟战争完全无关的外国小说译作，比如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集《运动员的素描》。

写作对保宁而言是“艰难”的。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儒士，曾参加过汉文科举考试并中举。保宁的父亲也精通汉语，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越南语。保宁上学时却并非是个好学生，“很不喜欢文学课”。要写下那场战争也意味着再次经历恐惧和伤痛。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不善于用言语表达内心深处的痛苦，花了10年才鼓起勇气把战争的悲伤写在纸上。”

当被问到是写作更难，还是回忆更难时，保宁沉默了很久。最后，他没能给出答案：“写作应该要勇敢冲上去。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活下来的人要做的任务。”

02.《三国演义》救了他

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采访中，差不多所有接触过保宁的记者都觉得，这并非一个很好的谈话对象。他不苟言笑，早上11点就喝到微醺，话也并不很多。去年，与《大篷车》杂志记者刚碰面，保宁就做了一番声明：“感谢你对我的兴趣，但没有太多可说的。”

“无话可说”的保宁写的《战争哀歌》，恰恰是很敢讲的小说。与保宁私交甚笃的夏露说，“他（保宁）敢说真话，他还是有硬骨头的”。

早在1990年之前，保宁的《战争哀歌》就以影印本的形式在河内文学圈子里流传。第一次在越南出版时，《战争哀歌》的名字被定为《爱情的不幸》。当时战争已经远去，爱情题材更受欢迎。

《战争哀歌》得以出版，保宁的父亲还专门为他用汉语吟诵了一首《凉州词》作为庆祝。小说一经出版就很快流行起来，获得越南作协奖，也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关注。1993年，被偷偷带出越南的《战争哀歌》流转到了伦敦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办公桌上。编辑请了解越南的外国人将它翻译成英文，随后《战争哀歌》就在欧洲和北美造成轰动，以至于后来台湾地区引进时将其标注为“美国文学”。1994年，英国《独立报》把这本小说评选为“最佳外国小说”，颁奖词中这样写道：“通常历史是由战胜者讲述的，但在这本书中，保宁提醒我们，在战争面前，人人皆输家。”

小说带来的轰动出乎所有人预料，为了避免带来风险，当局禁了这本书，甚至取消了先前颁给保宁的文学奖。与此同时，因为还在写有关越战的短篇小说，保宁受到了监视。他的朋友后来对《大篷车》杂志回忆道，当时大家很喜欢在咖啡厅聚会，“一旦发现被跟踪就立即转移阵地”。渐渐地，保宁深居简出，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静悄悄。直到2006年，对《战争哀歌》的禁令才完全解除。

“他可能因为尝了很多苦，所以会尤其谨慎”，夏露猜测。她也是中文版《战争哀歌》的译者。翻译时，她发现在译成英文时，译者将一些内容过度阐释，这也给保宁带去了麻烦。不懂任何外语的保宁对译作非常关心，每次有国外读者去拜访，就会问他们对译本的看法，“尽管接受了他们的表扬，但我依然无法安心”。所以当夏露2014年底给保宁发邮件请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时，一向跟外界沟通不多的保宁要求见面聊。

见面次数多了，夏露见到了一个与传说中不同的保宁。

保宁对中国有着极大好感，7岁时他第一次出国就是到中国。火车从广西凭祥到北京火车站，足足跑了三天三夜。窗户里掠过的每一处风景，保宁都能讲出名堂，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那里是长江。那时在北大教书的父亲享有优待，每逢周末，就有专车送他们去参观颐和园、长城等景点。

在越南上学不用功的保宁课后很爱读父亲的藏书。他痴迷于《红楼梦》，能讲出里面的所有女性人物，把自己想成贾宝玉。至于《三国演义》，更是“救了他（保宁）的命”，夏露告诉本刊记者。保宁曾在聊天时自诩，自己是《三国演义》说书人。

越南高温多雨，在漫长雨季，士兵们更多时候是在等待。无事可做，那就一人讲个故事打发时间。很多士兵来自农村，读书不多，几天就把知道的故事讲完了，唯独保宁有掏不完的故事。他讲的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事。为了能总有好故事听，每次爆发冲突，营长总把他留在营房，别上前线。保宁觉得，正是因为《三国演义》，自己才侥幸存活。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对保宁那一代人的创作也深有启发。他读贾平凹、莫言、张贤亮、阎连科的书，获得一种想法：“现实就是现实，不一定现实就是社会主义现实。”

夏露记得保宁对她说，自己这些年凭借《战争哀歌》去过不少地方，但最想去的是中国。

这次二度来中国，聊起行程安排，表情难得松快的保宁露出了第一个笑容。再次走进故宫，好像还能捡起一点7岁那年的快活。他打算今年秋天还要带着妻子来中国旅行。

中文版《战争哀歌》出版后，保宁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祝贺电话，但“朋友们可能不会读我的书”。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朋友大部分是越南战争的老兵，“他们几乎都是工人、农民，他们不太关心文学”。

他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朋友们口中“沉默而悲伤”的保宁。与保宁同在越南作协的作家表示：“没人敢去问他为何沉默，大家都尊重并欣赏保宁的沉默。”与他亲近些的诗人说：“他脑中仍有巨大的悲伤，只有越南人才能理解的那种悲伤。”

03.“只有将军喜欢谈论成败”

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士兵，却向日常缴械投降。

回到河内的阿坚连续几年睡不着觉或在噩梦中醒来，行走在热闹街头总会突然迷失，闻到街上的臭味则会想起那些腐烂的尸体，他记得那个叫“炒人肉”的山坡上曾堆满断肢残体……

《战争哀歌》的非线性叙事也加强了这种混乱感。时空、人称，似乎都没那么清晰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创伤压力症候群患者的康复日记。这种看似语无伦次、凌乱破碎的描述恰恰是来自保宁最真实的体验，“回忆不是按时空来的”，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成为某段回忆的开关。有时候出门碰上个小交通事故，保宁都会想上3天，想到牺牲的战友。他也长期为梦魇困扰，在梦中惊叫着醒来。保宁向记者讲起自己第一次去美国时，在飞机上睡着了。等到过安检时，他才彻底清醒，看一眼周围全是美国人，身体突然发紧，有瞬间的恐惧。

那些活下来的人有些疯了，有些自杀死了，还有的在试着忘记战争。种田、种花、写作，尽管有些难，但总要做些什么才行。

保宁还记得参军时，营地里有激昂的歌曲，战争结束时，有为英雄奏响的凯歌。可英雄们却大多悲伤。

1969年，越南战争期间，一杆枪指着越南平民女性的头部（视觉中国 图）

保宁对战争的思考总是显得与时局不协调。读完小说，夏露印象最深的就是保宁继父对他的劝告：“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是要我们活，而不是***；是要我们体验生命的过程，而不是轻易放弃生命……我希望你能在世上好好地活下去，你一定要活着回家。你的生命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幸福和乐趣等着你。这些你自己不去体验，又有谁能代替你呢？”夏露认为这段话中带些先锋的反战思想，“保宁的小说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他只是反对战争本身”。

2017年，美国PBS电视台播出了10集纪录片《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这部纪录片用10年时间采访了越战亲历者，不只是高级将领，更多的是冲在前线的北越、南越和美国士兵，为人们理解越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保宁也接受了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破灭、残害和破碎。”

在这之前，很大一部分越战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都还是以美国视角来讲述的。“在英文语境中，严格来讲直到2016年，美国还认为越战就是美国人的越战，越南只是一个影子”，阮荷安在一次对谈中提到。比如电影《现代启示录》中，几十架美国直升机在瓦格纳交响乐的伴奏下轰炸越共据点，而影片里的越南人甚至都只是找了菲律宾人来扮演。保宁几乎不看有关越战的美国文化作品，“我可以跟美国人握手，但我不太喜欢他们对当时战争的描述”。

第一次见面，夏露准备了二十多个问题请教保宁，有一个问题她记得很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越南战胜了美国？”

作家保宁反问：“你觉得我们战胜了吗？”

士兵保宁对美国《发言人评论》说：“只有将军喜欢谈论成败。普通士兵不喜欢讨论这些。我并不会对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我只是失去了我的青春。”

从17岁走到67岁，保宁努力远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