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盛夏，SARS肆虐，我们高中已停课3天了。这时，姥姥病重的消息传来，我便跟着妈妈和刚从北京赶回甘肃的舅舅，一同回30多公里外的老家探望。

老家所在的老庄村是一个独村，在两县交界之处，村落砂环水抱，四周峭壁悬崖，长谷临涧。村下有座云峡水库，库边溪壑清幽，水流澹澹。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要到村里住一段时间。

那天，我们的车刚到达水库，正好碰见一队村民列队走过，我趴在车窗上看着他们，领头的下令在水库边上集体撒尿，他们毫不避讳，一边解着裤带往外掏“东西”，一边用冷漠的眼神看着我们的车经过他们身旁，一股股浊尿射向水库，激起一层层白色的水花。

车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用碗口粗的木椽设置了路障，横挡在进村的主干道上。舅舅叫我一起下车移开路障，刚才那队人立刻变得激动起来，他们像狩猎一样吆喝着从四面八方冲过来，每个人手中拿着木棒或铁器，凶神恶煞般将我们的车围了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老庄村人睦邻友好，夜不闭户，相形之下，眼前这一幕并不像是真的。舅舅不知道他们挡车的缘由，很是愤怒。但妈妈扯着他的袖子，不让惹是生非。

看到是舅舅，“围猎者”纷纷放下了“武器”。领头的却毫不理会，他向我们宣告：“凡是要进村的，一律隔离检查，量体温，测血液，观察15天，没有任何不良症状才能进村。”原因是“全国爆发了非典，新闻里说每天都在死人，我们老庄村必须严加防范。”所以，“村上的年轻人自发组织，成立了‘自卫队’，保护全村的安全。有擅自闯入者，‘自卫队’会采取强制措施。”

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领头的人叫邢巴，40来岁，是村里的屠夫。

我们觉得不解——全国才有几千名感染者，用得着这么草木皆兵吗？但无论我们怎么说，邢巴就是拒绝让我们进村。舅舅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妈妈不断求情，向围着我们的人解释，还用姥姥的重病来博取同情。

舅舅在村里威望很高——村里有重病需到北京治疗的，都是舅舅帮忙联系医院，并负责接待，“自卫队”很多人碍于面子，或担心自己将来有事求到舅舅，便假装抽烟或者别的什么事，溜溜达达退开了。

我们以为他们默许我们进村了，便转身上车。邢巴却忽然掏出一把三角钢刀，站在路的中央，摆出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姿态。那把钢刀很是瘆人，我都不敢用正眼去瞧它。

“瘟疫喘口气就能传染上，不可小视，事关全村200多户、1000多人的安危，容不得私情”，何况舅舅“是从北京回来的，北京可是重点疫区，说不准你们身上现在就带着病毒呢”。

舅舅叫来了村支书，支书又是向邢巴递烟，又是说好话，还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看在老人病重的份上，网开一面。把赤脚医生找来，现场给他们检查，若是没有发热、流鼻涕、咳嗽、出红疹这些症状，就让他们进村吧。”

邢巴仍不同意，瞪起了牛眼说：“先隔离，再检查。”他将手中的三角精钢刀在支书眼前晃了几晃，说：“这关乎全村人的安全，现在必须听我们‘自卫队’的。”

舅舅当时就火了，向前抓住了邢巴的衣领，“自卫队”的人立刻又纷纷拿起了“武器”，七嘴八舌警告着舅舅，但他们的恐吓很没有底气——他们都清楚，舅舅本是武警出身，又是县里武术名家的关门弟子，真打起架来，他们不是对手。

邢巴却用刀抵住舅舅的下颌，说：“我是为了全村，不是为我一个人。我不同意，谁都别想进村！必须隔离！”

舅舅忽然抬起右手握住了邢巴的手腕，他力气很大，手臂上肌肉鼓起，两人鼓着劲谁都不肯相让，僵持了一分钟左右，舅舅才松开了手。

邢巴说的“隔离”，就是要我们住在村口的土窑里“观察”。那段时间被隔离的人不少，土窑里支有简易床板，及简单的生活用具。

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没在我们仨身上检查出任何疑似“非典”的症状，村支书不断斡旋，过路的村民帮忙调解，邢巴才免去了我们15天的隔离之苦，但要求我们必须在土窑里住一晚上才能进村，要把“身上携带的病毒分子散一散”。

我们只好住进了窑里。姥姥病重，不敢再给家里添事儿，舅舅便忍气吞声，不再计较。

那天晚上，小舅送来了铺盖，村支书和村里不少人都带着香烟和酒肉，来窑里陪舅舅喝酒聊天，初夏的老庄村口的土窑里，热闹了一夜。

在舅舅后来的叙述中我才知道，邢巴和他同龄，两人曾竞争过当兵的名额，最后他被选上了，邢巴没有走成，后来两人的人生之路便大相径庭，所以邢巴一直对他心怀芥蒂。

邢巴是村里的恶人，却也是附近几个村的名人。周遭几千户人，屠夫却只有他一个，杀猪杀牛杀羊杀驴杀狗……除了杀人，他样样都杀过。

村民们讲：邢巴杀猪从不用人帮忙，他有一套自制的杀猪专用工具——一把锋利的短钩和那把我白天里见到的坚硬无比的三角精钢刀。有人家请他杀猪，无论严寒酷暑，他都是衣服脱净后只穿一件皮围裙。杀猪几乎是一场属于他的个人秀，按规矩，主人家要预备两碗烧酒，他先将一碗涂到身上，再仰起脖子喝下另一海碗，然后左手持短钩，右手提三角钢刀，刀锋磨得薄如蝉翼，锋利无比，走进猪圈，猪似乎认得它，自行站立起来却不敢逃跑。邢巴会左手起钩钩入猪的喉咙，右手极快地将钢刀攮进猪的脖颈四指处，钢刀攮得很深，再拔出时猪已侧卧在地，鲜血崩流，动弹不得，整个过程不足5分钟，围观的人无不惊叹咂舌。

邢巴除了杀猪卖肉，还收购药用蝎子，开办了一个土蝎收购站，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会在夏日夜里顶着蓝色的蝎灯，漫山遍野去捕捉蝎子，然后卖给邢巴。据说，他现在很有钱，是乡里的致富能手。

听村民们说，前几年南方一个马戏团经过村梁上的省道时出了车祸，一辆拉老虎的车翻进了松树林，笼子撞破跑出来了一只老虎，咬死了村民家的牛，吃掉了小半个牛身子，也是邢巴配合县上的森林公安捕获了老虎，乡政府还奖励了他，乡党委书记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和500元奖金。

村支书说，这几年每一次换届选举，邢巴都要参选村干部，却最终都因票数不够没有选上，他还贿选，给许多家人送过礼，只是他的为人一直被村民所诟病，大家不愿给他投票。

老庄村人之所以谈“瘟”色变，是因为十几年前的一场致命危机。

当时村里一位姓吴的货郎，到沿海地区跑生意，带回来了一种病，那病先是头痛、鼻塞，隔几天后浑身发热，高烧能到40度，关节疼痛，鼻涕长流、咳嗽不止，能咳出血来，最后不治身亡。后来，吴货郎的老婆和女儿，同样都死于那种病。村里专门穿寿衣的“老嬢髻”也被他们传染，不久也去世了。当年的村医说这病叫“登革热”，让村民恐慌了许久。

“非典”爆发后，老庄村人旧事重谈，自然要慎重对待，也是合情合理。

北京和广东大城市里感染病例越来越多，许多工厂停了工，老庄村有一半以上年轻人在外面务工，一些人便选择回乡躲灾。有登革热的先例，大家都心怀恐慌，担心这些回乡人员会携带来病毒，但大多数人家都有在外务工人员，村民们出于私心，只好闭口不言。

邢巴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拉起了杆子，组织了村上一些无业闲杂人员，建立起了“非典防治自卫队”。

提起这个“自卫队”，来聊天的村民无不咬牙切齿，说它现在是悬在老庄村人心头最大的一块心病。

参与“自卫队”的人几乎都是村里的“害渣子”，那几年经济形势很好，走正道的年轻人，要么好好种苹果、花椒，要么出门到工厂打工，收入都很不错。剩下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懒汉或泼皮无赖，终日游手好闲，不是打牌就是四处浪荡。这些人平时都不受村里人的待见，属边缘群体，其中有些人还是派出所的常客。

邢巴用钱纠集起了这些人，每天以好酒好肉款待，抽的是几十元一包的好烟，喝的是百元以上的好酒（当时村民大多抽的是两块钱的烟，喝的六七块钱一斤的散酒。）。邢巴跟他们承诺，“自卫队”将来有了经费，要给队员们开工资，许诺下一步还要开办“农民合作社”，发展产业。这些“害渣子”受到礼遇，想着将来还有钱挣，每天能吃香的喝辣的，便都死心塌地跟着邢巴。

“自卫队”成立，刑巴就有了自己的“兵”。村民们都心知肚明，他名义上是“防治非典”，实际上是想“夺权”，实现自己“参政议政”的政治抱负。果然，从那以后，凡是村里的事，邢巴都要带着“自卫队”的人强行参与决策。

邢巴带着“自卫队员”们在村委会院子里搭起了简易办公房，挂了“防治非典指挥部”的牌子。他们组织严密，建章立制，二十几个人“三班倒，五加二，白加黑”，不眠不休蹲守、巡逻。

这种煞有介事让村民吃尽了苦头，去镇上买个菜，来回都要测体温。刚开始，“自卫队”还让乡医来按规定测量体温，没几天，“自卫队”就开始上手给村民量体温，合不合格都是他们说了算，想报复谁，就说“不合格”，立马进行隔离。

尝到甜头后，“自卫队”的那些不被村民认同、受尽了白眼的“害渣子”们，更加肆意欺压群众，甚至横征暴敛。

他们挨家挨户要求村民捐款，好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村民在他们的暴力威逼下，不得不拿出血汗钱交给他们。对那些不愿捐款的村民，“自卫队”要么在村口张榜示众，要么挑起事端动粗，更有甚者，还在半夜向这些村民的院子里扔砖头、砸玻璃。那时候的人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也担心事后被报复，缺乏诉诸法律的勇气，心慈面善的老庄村人便饱受霸凌，敢怒而不敢言。

后来，刑巴还强迫村委会下拨经费，为“自卫队员”发工资、办公共食堂。村委会办什么事，若是遂了他的意，就会顺顺当当完成，若是不遂他的意，便会有人捣鬼使坏，或者到乡上、县上告状，或煽动少数村民闹事，让“村两委”很被动。村支书迫于威胁，只好将本就不多办公经费分配一部分给“自卫队”。

就这样，邢巴成了村里的真正意义的领导者。他还多次喝醉酒，借着酒劲逼着村支书“退位让贤”，常以“土皇上”自居，指着过路村民对自己的“队员”说：“看，这都是我的子民！”

后来，其他村子的浪荡汉子们也效仿老庄村，建起了“防治组”或“联防队”，叫法不同，工作性质都一样，许多村都闹出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治安事件。

土窑一晚，在闲聊中过得很快。第二天，晨光微熹，我们三人便收拾好进村。

越往村里走，空气里的那股酸味就越浓。伴我们同行的村支书解释道：“一个月前，就有人说‘醋可以杀死非典病毒’，村子里家家屋里都点上了一盏小火炉，夜以继日熬煮着醋，卖醋的老孙家可发了一笔财，醋价已经翻了好几番了。”

没走几步，我们又看见村里许多地方扎堆坐着村民一起抽烟，甚至一些女人和孩子也都正大光明地抽。我分明看见舅舅和妈妈面有疑色，只是他们没发问，我也没出声。

到家了，姥姥已经多日水米未进，寿衣已经穿好了，木匠们正加紧时间做着寿木。小舅妈说，村里的老人每天都到家来，准备着送姥姥最后一程。我和妈妈、舅舅跪在姥姥身边哭了好几次。

一些来探望姥姥的人也都抽着烟卷，一支接一支，屋子里被烟气呛作一团。病重的姥姥也被呛到，邻家奶奶还冲着姥姥的耳朵大声喊：“你闭上眼睛多吸几口，就不得瘟疫了。”

就连院子里刚来的几个小孩，蹲成一圈，竟也将烟头对在一起，烟头明灭，叽叽喳喳笑闹不停。

舅舅这才问起人人吸烟的缘由，乡亲们争先恐后向我们解释，说“吸烟可以预防非典”，还说“烟龄超过10年的老烟民肺上会有一层保护膜，更不会感染”。舅舅便开玩笑似的递给我一支烟，也让我学着抽，被我妈一巴掌打掉了。

没过多会儿，“自卫队”的人背着喷雾器进了门，开始喷洒84消毒水，甚至给我们桌上，炕上，墙上都喷了个遍，全然不顾我们悲痛的情绪。姥姥被呛得咳嗽了几声，舅舅脾气上来，抄起门棍和“自卫队”的人打了起来，邻居们赶忙拉开了他们，说“自卫队”挨家挨户都在喷84，一天喷两次，大家都习惯了，而且喷药是收费的，“喷一次1块钱”。

舅舅将“自卫队”的人赶了出去，警告他们说再敢来喷药就打折他的腿。几位村民不断劝着舅舅，“宁可得罪君子也不要得罪小人”，不要和这些人斗，他们都会暗地里报复。但舅舅不听。

次日早上，我们就发现家里的大黄狗不见了，门头上还扔着一只死猫。过了几日，大黄狗的皮贴在了姥姥家的外墙上。舅舅为此找过邢巴，但邢巴拒不承认。

又过了几天，连着下了两场雨，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邻居吴忠给舅舅打电话，说他的傻儿子重感冒，要借舅舅的车送去县城的医院。小舅却挡了不让去，说：“你不要去，他儿子可能是‘非典’，前几天吴忠偷偷问我要板蓝根呢，说村医那里已经卖脱销了，谁不知道板蓝根是治‘非典’的？”

舅舅吓了一跳，赶紧制止了小舅，说：“你不要乱说，这要让邢巴知道了，要惹出乱子来。”

舅舅还是准备开车送吴忠儿子上县城，临出门时，妈妈逼着他戴上了一个白口罩。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舅舅刚走不久，隔壁就传来了尖利的哭叫声，我们都跑去看，原来是吴忠的儿子断气了。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脑瘫，一直病怏怏地长到5岁。吴忠家穷，也没有好好治病，这次发烧，和往常一样，也没怎么当回事，只给吃了几片退烧药，却没有效果，拖延了好几天，准备送医院的时候，发现人已经死了。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邢巴带着“自卫队”的20几号人，很快包围了吴忠家的老屋。刑巴阴沉着脸，谁也不理，径直走向吴忠。村支书要拦住他，喊了声“你要干什么”，还未靠近，就被他一把推出去好几米远。

邢巴抬起一只鞋底沾满了黄泥的大脚，朝着吴忠的脸飞了过去，吴忠瞬间被踹倒在地。舅舅迅速将邢巴拦腰抱住，不让他靠近吴忠。邢巴大骂：“吴忠，我要剥了你的皮！你想害死全村人吗？你儿子得了‘非典’，你敢知情不报，我要宰了你！”

刑巴忽然挣脱了舅舅的环抱，转身一脚朝舅舅身上踢去，舅舅被踢得后退了两步站定，邢巴又朝吴忠扑去，“自卫队”的人也一拥而上，对着吴忠拳打脚踢。舅舅上前帮吴忠解围，被挤进人群里，几个“自卫队”的人似乎跟约好了一样，立刻将舅舅围了起来，他们看似在好言相劝，实则故意使坏，舅舅的胳膊被他们紧紧抓住，无法用力，很快就被乱糟糟的人群打了许多拳脚。

我赶忙跑去喊人，左邻右舍来了好几十个人，才将“自卫队”的人拉开，吴忠和舅舅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

村支书找来了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乡贤出头劝和，“自卫队”才没有再使用暴力，但邢巴提出了4个条件：一是吴忠必须把儿子的遗体作深埋处理，墓坑里必须撒满石灰消毒，棺材上也必须覆盖一层石灰，喷上消毒水，由“自卫队”监督执行；二是将老庄村隔离，禁止一切人畜进出村子，以免“病毒外流”；三是“自卫队”要进行逐户逐人排摸，一旦发现有发热、咳嗽、出红疹的，必须隔离到村口的土窑里，派专人看管，家属出看管费一天20元，如果敢私自逃跑，当场打死；四是跳一场大神，为老庄村禳灾祈福，费用由吴忠承担。

吴忠刚要反驳，几个“自卫队”的人又扑上去要打，村支书只好再次从中斡旋，说费用由“村两委”承担，都按邢巴说的做，事情才平息了下来。

埋葬了吴忠家的儿子后，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热热闹闹办了一场跳大神，但前去观看的人并不多。大家都战战兢兢——偌大的村子，难免有感冒发烧的，或是得其他疾病的，“自卫队”分成4个组，逐门逐户进行排查，但凡有疑似病情的，都要到村口土窑里隔离起来。有些人家便和“自卫队”起了冲突，每天都有打架斗殴的事件。

邢巴每天在村里喇叭上威胁、恐吓着村民，要求有疑似症状的必须到“自卫队”来“自首”，否则被查出来，“自卫队”会将其活埋。

舅舅在家里躺了好几天，一言不发，模样很是吓人。妈妈怕他出去惹事，让小舅给门上了两道锁。

逐家逐户检查了3天，“自卫队”和村民的矛盾越来越深。刑巴他们办事简单粗暴，凡是不配合的村民便要使用暴力威胁，多次把村民拖到村里人多的地方群殴暴打，杀鸡儆猴，有些“自卫队员”到了曾有过节的村民家，公报私仇，故意打砸破坏。有些村民明明没有发烧，“自卫队”的人却量出来体温超标，强行将人抓起来隔离，还要给其屋子里喷洒消毒液，院子里撒石灰粉消毒，而且每次消毒都是收费的。

短短3天时间，村口土窑里住满了被隔离的村民。

也许是村民的软弱好欺滋长了“自卫队”的气焰，他们中有人甚至开始强占土地。有个外号叫“老鳖”的家伙，看中了山下的一块“风水宝地”，想要划成自家的宅基地盖房，便找人把地圈了起来。但那块地有一部分是五保户家的自留地，五保户找他理论，被他们一顿暴打，还扬言要杀了那五保户。事情最后告到村委会，但村支书也拿“自卫队”没办法，只好另找了一块撂荒地给了五保户耕种，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眼见有利可图，其他“自卫队员”纷纷效仿，有的给自己强占土地，有些光棍欺男霸女，有的在村里开设赌场，非法敛财。

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那年3月刚开始实行，邢巴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便带着手下的人开始强行“承包”土地，要开办“农民合作社”。他哄骗村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以极低的价格要“承包”村里最好的一片土地，村民自然不同意，邢巴又带人逐门逐户威逼利诱，不少村民不得已，签了合同。

见到他们飞扬跋扈的样子，村里许多老人都不禁感叹：不就是场瘟疫嘛，人咋变成这样了？

我们在村里待了一阵后，村里开始每晚都有人来找舅舅喝酒聊天，妈妈每天晚上要做好几次菜，他们端了酒菜，会将屋门关上，说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听妈妈说，这些人都是舅舅的发小，一起打架、逃学、捉长虫的人。

后来，妈妈怕舅舅惹事，便偷偷趴窗口听过几次，才知道他们在排兵布阵，准备找机会收拾邢巴。

舅舅他们的报复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一件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全村人的面前：吴忠儿子死去的消息传了出去，以讹传讹，乡里都在传言老庄村出现了“非典”，老庄村被叫成了“非典村”或“瘟疫村”。乡政府便向县卫生局和防疫站报告了情况，县卫生局派了几个大夫，穿着防护服到村上要逐户逐人进行检查。全村人按村民小组进行体检，体检处设在村小学里。

其实，那段时间，电视新闻里说SARS已经得到了控制，全国没有新增感染病人。而我们学校停课将近两周了，也准备复课，通知学生及时返校。但我被隔离在老庄村里，不能离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听说体检，舅舅主动带着我们全家先去了。体检完，他趁乱将我和我妈妈从小路送到了镇街的汽车站，他让我赶紧去学校，说别耽搁学业了——但我们还没有走成，就接到了小舅的电话，姥姥去世了。

于是我们再次折返回村。

家里这时已乱成了一锅粥，村民们纷纷来帮忙，布置灵堂、造茔、制作孝衣孝鞋、准备招待客人的烟酒食材等。此时，邢巴却带着手下来到家里，咧着一张满口黑牙的嘴，通知我们：“特殊时期，又是大热天，人群聚集容易传染‘非典’，葬礼必须从简，赶紧入殓今晚就埋了，若是出了事，你们家担待不起！”

舅舅悲愤交加，终于忍无可忍，冲上去，冲着邢巴的脸连着打了好几记重拳，邢巴立刻暴跳如雷，要“自卫队”叫人来。舅舅和邢巴厮打在一起，两人都学过几天拳脚，拳来脚往，不分伯仲。

很快群情被激起，舅舅的几个发小带头，好几十个村民一拥而上，抄起家伙，看见“自卫队”的人就打，双方立刻打作一团，很多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那天就像发疯了一样，撕扯着“自卫队”的人又打又骂又咬。木棒打折了好几根，很多村民受了伤，“自卫队”的人几乎全都被打得头破血流。

邢巴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人敢和“自卫队”作对，他嘴上仍在恐吓村民，扬言自己是为了全村人好，而且得到了乡政府的许可，“谁敢反抗，就叫派出所的来抓人！”但村民们竟发疯似地冲向邢巴，直打得他起不了身。

后来确实有人报了警，派出所来了许多警察才解了围。警察带走了包括舅舅在内的几十个人。村民们集合起来，每家都派了一名代表，坐着好几辆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跟到了派出所，集体向警察证明：所有事都是以邢巴为首的“自卫队”起头闹的，即便打架，也是邢巴先动的手，其他人属正当防卫。

最后，警察把带头打架的人全都做了治安处罚，各打五十大板。了解到村里情况后，警察也将隔离在土窑里的人放了出来，将此事定为“非法拘禁”，要求大家作证，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次，村民有些退缩了，没有个人敢站出来证明了邢巴团伙的违法行为，害怕“自卫队”将来报复。

舅舅在警察局待了一晚上，录了口供，罚了款，第二天便出来了。邢巴被拘留了几天，也放了出来，没有得到严惩，但整个人萎靡了不少。

我们离开老庄村后不久，卫生部宣布全国SARS零病例，抗击SARS之战胜利结束。

后记

SARS结束后，成立了大半年的“自卫队”、“防治组”、“联防队”等乱七八糟的组织，皆因再无名头沆瀣一气，全都偃旗息鼓。经过这场闹剧，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村民们更加珍惜宁静与祥和的生活。

距离故事发生的时间已过去10多年，老庄村早已是另一番模样。我的亲戚们都搬进了城里住了楼房。大多村民的子女进城务工，很少再回来，村子里冷冷清清。但听村民们说，这些年来，邢巴依然在村里比较横行，但他的行事风格，从硬暴力渐渐转变成软暴力。

2010年前后，村里修路，占了邢巴的耕地，他多次蹲守乡政府，到县里缠访、闹访，胁迫乡长超标准赔偿了他的小树苗，个人获利达数万元；5年前硬化小巷道，他带领家人坐在自家门口，挡着施工队的机械无法前进，胁迫施工队将他家的庭院也硬化了。为插手工程，他在河道边投资开办了砂石厂，想组建施工队，负责实施村里的饮水工程，但因村里缺少劳力，加之曾跟随他的那些“自卫队员”们多数外出谋生，终不得不放弃。

最近回老家转转，我再次见到已年近60的邢巴，人也随和了不少，不再刁蛮耍横。他已关闭了砂石厂，仍旧做“收购土蝎子”的生意，还兼职做起了山神庙里的“会长”，村里举办民间祭祀活动，他都是总负责人，终于在神坛上实现了自己一呼百应的“政治抱负”。

据老支书讲，从去年开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入农村之后，村里的那些“害渣子”连说话的声音都小了，村里现在别说打架斗殴，连吵架的声音都很少听见了。只可惜的是，老庄村的人也在越来越少，他期待着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能让老庄村重新回到充满活力、乡风文明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