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问题的理论支柱和起始范畴，是以契约理论为基础延伸演绎而来。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遵循促使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工作准则，从委托人处取得部分调度公司资源的决策权，依照工作内容领取相应报酬。

在代理人的行动实施过程中，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诉求使得代理人容易受欲望驱动，从事违背委托人主观意愿或经营目标的活动，进而构成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的产生使得如何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勤勉工作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议题。

由于经济利益、个体需求和行为目的等差异，委托人和代理人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委托人更在意委托事项结果，而代理人更关注自身努力回报，需求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带有利己主义色彩。

同时，双方信息的非对称使得委托人难以直接判定代理人的服务质量，甚至要付出昂贵的判别成本。

因此，有必要通过最优契约设计来明确委托代理双方的权限及义务，合理均衡双方利益，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保证约束和激励齐头并进，在满足代理人经济效用的条件下，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

然而现实市场的不完美，为代理问题的解决设置了层层障碍。

委托代理双方间关系的协调有赖于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及其顺利运行，但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使得机制难以发挥实效。

且委托人在监控代理人的行动是否合乎要求时，亦会产生代理成本。代理问题常见于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与管理层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尤为典型，而大股东交易市场行为的选择及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这两种代理冲突的影响。

（1）股东与管理层间的代理冲突

股东和管理层间的代理冲突主要源于行为主体目标的差异，股东的利益诉求是财富最大化，管理层的利益取向是与日俱增的经营控制权。

股东和管理层除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充当委托人和代理人，亦在公司中分别扮演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角色。

不同的身份属性决定了二者的效用函数和利益导向并不一致，双方为了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可能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继而引发代理冲突。

具体地，管理层一般持有较少股权，拥有信息优势，与股东间的利益并不协同，其在行使资源配置权时，考虑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施行股东无法敏锐察觉的举动，给股东带来价值损失。

管理层将经营控制权的增大放在目标首位，因为日益增长的控制权意味着晋升机会的增多以及由此带来的薪酬增涨和地位提升。

因而管理层倾向于过度投资于收益欠佳的项目，疯狂追逐公司规模的扩大，将公司资源耗费于在职消费等利益享受上，以构建公司帝国的形式谋取更多的控制性资源。此过程中的各种行为会对股东利益和公司绩效造成损害。

因此，股东包括大股东可通过现金分红等治理机制来制约管理层的不当举动，缓解股东和管理层间的利益矛盾，督促管理层听从指示，努力提高工作质量，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绩效水平。

（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

相对于股权分散的英美等国公司体制，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且法制环境还不够健全，中小股东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加剧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

换言之，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根源于集中制的股权结构和法制欠缺的市场环境。

大股东掌握着上市公司的话语权，控股股东享有控制权地位，其在公司发展事项上的决策权和重要影响力，也必然会使得其与中小股东间存在利益分化和意见分歧，加之不健全的法制环境，最终导致更加严重的代理冲突。

因此，该代理冲突成为中国上市公司需要重点解决的代理问题之一。具体地，大股东往往秘密进行协商，采取过度分红行为转移公司资金，或者利用股份减持和股权质押行为攫取控制权收益。

这些机会主义行为无不彰显大股东趋利避害的本质特征，会恶化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催生大股东资金占用和资产转移等掏空行为的发生，所营造的外部融资环境也会扭曲公司投资决策，这均对公司绩效造成不良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委托代理理论是论证大股东交易市场行为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核心理论支点。

例如，若大股东只追求短期利益，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则更偏好通过非理性分红、减持套现和股权质押等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加重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由此损害公司绩效。

若大股东考虑远期收益，寻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则可能实施高送转行为或者现金分红尤其是正常派现行为约束自身或管理层，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以及股东和管理层间的矛盾，促进公司绩效提升。